【智库思享】林毅夫:中国的思想市场需要哪种解放思想

发布时间:2021-09-12编辑:admin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2020年,全球疫情之下,从经济到公共卫生,再到族群政策,以往的思想体系被质疑、被反思。

  中国的继续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思想市场,在中国该用什么样的思想体系解释、指导经济发展?在双循环战略背景下,国内外的产业链如何打通?产业政策如何指导实践?站在思想再解放,对外开放再升级的新起点。澎湃新闻•智库报告栏目推出“内观”专栏,邀请智库领军人物讨论世界大变局下的中国出路。

  澎湃新闻 王基炜 制图10月16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出席“浦东与深圳联动创新研讨会”,会议期间,澎湃新闻记者就中国未来发展该如何解放思想等问题专访林毅夫教授。林毅夫认为,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一体两面,真正的解放思想是没有任何先验的理论和经验来约束,包括中国过去的和国外的。如果一个人有先验的认识,譬如谈到国进民退,他就会觉得民企总是比国企好,国企怎么做都错,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就不是解放思想。

  澎湃新闻:现在不管外贸、内贸都没有恢复到疫前水平,财政又坚决不放水,既然内循环是一个着眼于国内消费的大战略,要启动国内消费,新的购买力从哪里来,内循环这第一步该怎么启动?

  林毅夫:你所说的这些都是造成短期外在冲击的因素,财政手段是短期策略,而内循环是一个长期战略,内循环不是财政议题。内循环(林毅夫教授关于内循环的阐述)的原理是:制造业规模经济非常大,在越大经济体量的国家,制造业的产品就会越多地在国内消化,出口的占比就会越低;同时服务业有许多是不可贸易,服务业比重越高,出口在经济中的比重也同样会越低。

  所以内循环并不是一个短期的应对措施。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的占比越来越高,同时,随着收入增长,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也越来越高,所以,内循环的比重也就越高,例如,2019年,出口只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7.4%,也就是有82.6%的规模经济已经在国内循环。中国像一艘大航母,不能因为外部经济波动,出口不好,就靠直觉认为整个国家的形势也不好,那是用中国是外向型经济的老观念来看中国。

  林毅夫:要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最重要的是,必须让经济体量越来越大,让国民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体量在世界的占比以及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出口比重下降,国内循环的比重越来越高。

  怎样让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需要不断实施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中国具有两大优势。

  2019年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0098美元,美国是6万多美元,德国差不多5万美元,日本是4万美元,都比我们高。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我们高,代表平均劳动生产水平比我们高,产业技术比我们先进,产品附加值比我们高。

  不过,传统产业都是成熟产业,这意味着那些产业的大部分技术,通过买设备就能拥有,那些有技术的国家会乐意把设备卖给中国,否则没办法实现那些技术的价值。所以中国还是有引进技术,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后来者优势。

  后来者优势有多大,如何衡量呢?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19.2%,这相当于日本在1953年、新加坡在1970年、中国台湾在1971年、韩国在1980的水平。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与美国的收入差距所代表的生产力水平和产业技术上的差距,利用这种后来者优势,日本实现了二十年每年9.3%的增长,新加坡实现了二十年每年8.4%的增长,台湾实现了二十年每年8.9%的增长,韩国实现了二十年的每年8.4%的增长。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了传统产业的后来者优势,www.815333.com。实现了二十年8%到9%的增长,代表中国利用同样的后来者优势有实现二十年平均每年8%增长的潜力。实际上,我们从2010年到2019年的平均增长率是7.42%,这与我的分析是很接近的。这意味着,展望未来十年,到2030年,我们还有8%的增长潜力。

  第二个优势,中国有,而前面提到的东亚经济体在追赶阶段没有的,是新经济革命的换道超车优势。

  新经济有一个特点,它的研发周期特别短,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有的是涉及软件的新经济,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有的是涉及硬件的新经济,比如大疆的无人机、华为的手机。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力资本多,而产业和供应链齐全,在新经济革命上具有优势。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全球独角兽榜,2019年全球有494家独角兽企业,其中中国有206家,美国有203家。2020年,截至3月31日,全球独角兽企业有586家,其中中国有227家,美国有233家。也就是说,在新经济的弯道超车方面,我们有和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优势。

  怎么深化改革?中国改革是渐进、双轨的,各方面改革的速度不一样,现在产品市场基本都放开了,但在要素市场,还存在很多结构性的障碍。

  比如在金融市场方面,实体经济中有50%是民营的中小型、微型企业,还有农户,它们在以大银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中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金融要实现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再改革需要补为农户和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短板。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以利于人才流动;要解决高房价问题,让房价回归“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在土地市场,要解决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问题,政策已经有了,就看怎么推行。在产权方面,要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国有企业,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的发展,要让民营企业在市场上不受因为产权安排的不同而形成的准入或运行方面障碍的影响。

  在深化改革方面,经济特区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双轨的,在渐进过程中,深圳等经济特区要先行先试,效果好的改革要向全国推广。

  在扩大开放方面,过去我们的开放也是双轨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开放,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开放。现在需要扩大开放来更充分地利用国际资源,一方面要降低关税,另一方面,对外资要实施负面清单,而且清单范围应越来越小。在这方面,先要扩大自贸区的范围,在自贸区试点成功的政策要在全国推行。这样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外国资源,包括技术资源、金融资源。

  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加上其他国家也要发展,也得利用它们国内国际的市场,而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市场,它们就不会加入美国封锁中国的行动中,如果美国想孤立中国,被孤立的反而会是美国自己。这有利于化解中国目前遭遇的不利局面。

  总的来讲,面对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我们要保持定力,认清形势,做好自己的事。最重要的是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利用我们的优势发展经济,提高我们的收入水平,这样国内循环的比重会继续提高。533cc现场开奖

  而且,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样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而且,中国的发展将不仅有利于自身,而且有利于世界其他国家。

  澎湃新闻:关于内循环您接受《光明日报》专访时提到十八大三中全会决议,有些决议内容还有待落实,您指的是还要继续落实哪些决议?

  林毅夫:十八大三中全会决议是大的战略方向,不是战术措施,在战略层面我们肯定要按决议确定的大方向发展,在战术层面要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做调整。关于落实十八大三中全会决议,因为这两年出现了一些国企并购民企的案例,有人争议这是国进民退,其实我们已经开放金融、设立自贸区,市场改革也在推动,改革正在进行中。说国进民退的人只看到表象没看到实质,由于经济放缓,不少民营企业经营不好,在市场经济中经营不好就应该倒闭,但企业如果倒闭了这个实体就彻底消失,将来要想恢复难度很大。这时候有些民营企业的老板认为不如暂由国有企业并购,尤其是地方国企,等待形势变好再回归民企。

  所以,自2010年以来,国有企业并购民营企业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是,这是在经济放缓下,有些民营企业经营不好,为求自保的结果,不是,因为有了国有企业并购民营企业,使得民营企业经营不好,导致经济放缓。

  澎湃新闻:十八大三中全会决议对政府负债、地方预算等有重点提及,这两年有些地方负债比较突出,预算也不尽如人意,有些人提出加强人大的作用,以提高对地方政府的约束,你如何看待?

  林毅夫:这种说法从西方三权分立的理论来看似乎有理,但在中国地方政府和地方人大都听地方党委的,地方人大难于独立于地方党委来监督受地方党委领导的地方政府,在中国的体制下,上级政府和党委的监督会是更有效的约束机制。

  澎湃新闻:如何推动高质量内循环,您的答案是继续改革。无论深圳特区成立还是浦东新区设立,这种改革的源动力都是解放思想。那么启动内循环的改革,是什么层面的改革,是技术性层面的改进,还是思想解放层面的改革?

  林毅夫:提改革是很容易想到解放思想,但解放思想的前提是实事求是。很多人在讲解放思想的时候,是以他假想的理想模式为参照,要求别人接受他的理想模式才认为是解放思想,那就不实事求是。真正的解放思想是要基于基本的现实,解放过去形成的经验和理论。我们参照外国的理论时,也要看是不是符合中国的现实,才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一体两面,真正的解放思想是没有任何先验的理论和经验来约束,包括中国过去的和国外的。如果一个人有先验的认识,譬如谈到国进民退,他就会觉得民企总是比国企好,国企怎么做都错,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就不是解放思想。

  我的论文《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国企改革》(论文链接)有具体的论述,你看原苏联、东欧的国有企业是沿着私有化的路子去改革,但改革后发现问题同样没有解决。虽然国有企业都被私有化了,但是私有化之后的企业,尤其大型企业的保护补贴一直存在。而且现在有大量的实证研究,包括欧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自己的经济学家所做的实证研究证明,在私有化以后给的补贴甚至比国有的时候还更多,效率也没提高。从实证上来看,转型当中效果最好的,是中国、越南,大型国有企业虽然进行了股权等改革但是都没有私有化。不仅是亚洲的中国、越南和柬埔寨,在东欧两个表现最好的国家是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他们也是和中国一样,大型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在前苏联国家中两个表现最好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同样大型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并不是这些国家的大型国有企业没有问题,就像中国一样,他们的大型国有企业也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把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国家,经济表现更差,国家给的保护补贴更多,效率也一样没有提高。

  再回到思想解放,在实事求是的原则前,带着先验倾向的思想其实不是解放思想,因为他们提出的看法不是来自理论模型推导出的结论,就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经验或其他学者的思想理论,而不是实事求是得来的。

  最近经常有人提思想市场,但很多人没有认真去看科斯怎么提出思想市场的,他先是说中国过去30多年没有按照西方的理论,取得很大成绩。接下来说,中国未来的发展会遇到很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思想市场,我想他的意思显然不是中国需要按照西方现有的思想来解决中国未来出现的问题,如果是这样他应该说是需要引进西方现有的思想作为未来改革的依据。

  很多人在讲改革的时候是拿新自由主义思想作为参照,如果没有按照新自由主义去做,就会被认为是不解放思想。这能算是思想市场吗?如果真的是思想市场,新自由主义可以作为一派说法,但也一定要看到中国过去没有按新自由主义来改革,也发展得很好,那么中国继续发展需要按新自由主义的说法去做吗?我想科斯所说的“思想市场”,不是指中国未来一定要按某一种现成的理论或思想去改革,而是,让各种思想自由竞争,包括来自中国根据事实求是的原则提出的新的想法和做好,就像改革开放前30年那样。但是,遗憾的是,有些人一提思想市场,就只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那些想法,提出和那些想法不一样的看法就被认为是不解放思想,如果没有按照那些想法做,就认为没有思想市场。这是不是悖论?

  澎湃新闻:国企改革的路径之一是国有资产打包上市,先解决资产定价的问题,然后再引入社会资本,解决公司治理、监督这些问题,这样改革可以吗?

  林毅夫:这是没有搞清楚国企改革为什么经常会遇到困难的原因。1970、1980年代,大家认为国企要放权让利,这个办法在改革试点时很有效,但推广以后都走样,生产率是变好,但是大部分企业收入被企业截留了,国家收到的利税越来越少。大家认为这是因为企业产权不明晰,然后开始抓大放小,小的改制,大的公司设立董事会,但是结果还是不理想。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改革都是根据现有的理论来改,理论认为自主权很重要,就推行放权让利的改革,认为产权和公司治理非常重要,就按照这些理论来改革,忽视了大型国企的现实问题。有些国有企业关系到国防安全,它的资本很密集,根本不符合比较优势,这种企业不补贴根本活不了。另外一类大型国企有自然垄断属性,跟国计民生有关,它们能盈利,像电力、电信公司。

  第一类企业一定要补贴。一听到补贴,大家就会有意见。但是,假如这种企业私有化了,是私有化后获得的补贴多,还是原来国营时补贴多?1990年代苏联东欧的经验是私有化之后补贴多。国企的厂长是国家职工,国家给企业的补贴,厂长不能直接放到自己的口袋,这是贪污,即便贪污,也只能偷偷摸摸,小打小闹。

  第二类有垄断利润的国企私有化也是一样,私有化之后攫取垄断利润的积极性会比国营时要高,因为垄断利润都是私企老板的合法收入。这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现在所谓的“捕获”(capture),私营企业会利用巨大的垄断利润来公关,使政府的官员制定政策为其获得垄断利润保驾护航,形成现在俄罗斯、东欧或拉丁美洲的所谓的经济寡头。

  我一直认为,这两种有特殊地位的企业不管国有或民营都要有好的监管,那么是民营垄断企业容易监管,还是国营垄断企业容易监管?从苏东和拉美的经验来看是民营企业更难监管,还是同样的道理,不管是补贴,还是垄断利润,如果是私营,这些钱天经地义地全部放到企业主的口袋,会有更大的积极性去“捕获”政府官员和政策,而国企没有那么大的动力。

  所以很多人分析国企改革时,没有搞清楚问题根源是什么,就拿国外适用于竞争市场上的企业的理论来做参照,认为管理层没有产权,或者企业产权不明晰就管理不好企业。这样的想法没有实事求是,只有先看清楚事实,了解问题的本质和成因,才能找到有效的改革方案。很多人一看到问题,就去照搬理论,但那些理论成立的前提是企业要在竞争性市场,用这些理论去改革特殊领域的企业,怎么能改革成功?

  澎湃新闻:现在很多企业,尤其上市公司,普遍把股权激励作为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但是我们采访有些竞争性领域的国企,也是上市公司,因为各种限制,它们的股权激励就很难推出。同一个行业里,私营企业的人才能拿到激励,国企的拿不到,竞争力肯定会受到影响。而且国企的股权激励受限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林毅夫:如果是竞争性领域的企业,行业里一定会有标杆性企业作为参照系,如果相比之下企业效益好,董事会可以给予相应的奖励,而奖励可以是金钱回报也可以包括升迁,如果不好,董事会可以根据参照系客观地评价国营企业领导人,企业领导的任期和升迁肯定都会受到影响。我前面讲到的那两种特殊领域的企业,不处于竞争领域,没有参照系,这种企业在美国是以民营为主,在欧洲是国营为主。两者同样都经营得不是很好,也同样存在预算软约束。这种企业的存在不是中国独有的特色,要提高这类企业的效率,只能是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澎湃新闻:与国企高度相关的是国家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有时候会造成不小浪费,譬如这些年很多没有条件的地方上芯片项目,国家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是什么?

  林毅夫:如果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看,自然会认为政府干预违背市场原则。反过来看,发达国家有没有市场干预?其实也有。但是因为它们的发展阶段和我们不一样,干预的地方和方式也不一样。

  关键问题是话语权和思想理论都在人家手里,我们没有一个理论能向外界讲清楚,政府干预产业的合理性在哪里?而且也没有讲清楚,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其实德国、美国一直都有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美国真相》在北京出版发行的时候我有个发言,美国从建国以后有两种主义,一是汉密尔顿主义,主张政府积极干预;一是杰斐逊主义,主张自由市场,政府不干预。但其实,美国政府推行的一直都是汉密尔顿主义。美国产业都存在于科技最前沿领域,它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都靠自己的发明。发明分两部分,一是科研机构主导的基础研究,一是企业主导的产品和技术开发。对后者此企业有积极性因为开发出来可以获得专利,企业则不愿意做基础研究,但要是基础科研不突破,产品和技术开发就是无源之水。美国的确很少支持企业的产品技术开发,但一直长期支持科研院所的基础科研,这种支持是美国企业产品和技术开发所必须的,而且,政府可以用来支持基础科研的经费有限,只能针对政府认为重要的产业领域来配置科研经费,这是不是产业政策?

  虽然美国一直这么做,但口头一直是杰斐逊主义的不干预。大家也都接受了这个说法,认为美国政府不干预产业发展。有时候我与国内学者讨论,美国怎么可能没有产业政策,美国现在国际上领先的高科技企业技术创新所依据的基础理论的突破都是美国政府支持的结果。国内有些学者就说,政府支持科研不算产业政策。

  中美的发展阶段不一样,中国多数的产业还处于追赶阶段,还没有到靠基础研究的突破创新新产品新技术的阶段,很多新技术靠买新设备、买专利。但是,并不是处于追赶阶段,就不会有市场失灵,例如在发展这些产业的地方是否有先行者?合适的基础设施?技术人员?土地如何解决?一个地方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很多,能否快速形成几个有竞争力的产业集聚等?这些都是政府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当然中国现在也有些产业已经到了世界前沿,技术要自己研发了,中国政府也可以通过支持基础科研来支持产业发展。可是中国的人均收入才刚达到1万美元,美国是6万美元,德国是4.7万美元,中国跟他们差距还很大,还有很多追赶的空间,还有很多技术要购买,还需要产业政策来支持各地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实事求是要求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产业市场失灵的地方来决定政府如何服务产业。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经常被教育成美国做的都是对的,不按美国做的就是错的。这里有没有思想市场?有没有解放思想?有没有实事求是?

  这些年我一直提倡社会科学理论要自主创新,因为理论的来源有两个,一是过去经验的总结,一是当前问题怎么解决。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过去经验的总结;凯恩斯主义是解决大萧条。这些理论不可避免地把产生理论的国家当时的发展阶段、社会、政治、文化、价值理念作为理论的暗含前提。由于前提条件的不同,拿这样的理论到中国来用,难免会出现“南橘北枳”的困境。只有从中国自己的经验和问题出发,了解其背后的道理,提出的理论才能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原因。

  澎湃新闻:我们最近看了很多上海之外的区域,都在像上海一样发展很前沿的高科技,但是它们并没有人才和产业基础,而且很多地方的产业规划几乎重合,所以有的地方政府做产业规划有时候并不合理?

  林毅夫:这还是缺少产业发展的理论指导,新结构经济学建议各个地方结合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而不是看别人发展什么就想去发展什么。

  澎湃新闻:但是所有地方都会盯着利润高的产业去发展,并不会去想自己的比较优势,你能上高利润的项目,为什么我不能,万一做成了呢?

  林毅夫:这种不顾自己条件蛮干就不是实事求是,如果符合比较优势,这些“高利润”项目确实会有高利润,但是,如果不符合比较优势则会导致负债累累。产业升级一定要有政府支持,但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理论都反对政府在产业升级中发挥作用,正因为没有理论的指导,就会蛮干,或是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做什么,就不顾条件去做同样的事。譬如看到美国发展高科技产业,所有人都开始讲高科技产业有多重要,不顾自己的比较优势,去发展这些其实不适合自己条件的高科技产业,这就是缺乏合适自己的理论产生的问题。

  各地的比较优势不一样,只能发展适合自己的产业。譬如要长三角一体化,就要按照各个城市不同的比较优势各自发展,然后组合起来形成区域的竞争优势。

  如果我们有自己的理论,能想明白要经济发展好,需要有竞争力,竞争力的形成,一要有比较优势,要素生产成本要低;二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消除各种瓶颈障碍,降低交易费用。这样才会有竞争优势,经济发展好,能够创造利润,就能积累资本,为下一个转型升级准备物质条件。但是国外的教科书都不这么讲。

  如果认为发展相对成熟的产业是落伍,地方就会只盯着上海怎么做,深圳怎么做,但是他们不清楚深圳是怎么走过来的,深圳一开始不是发展高科技产业,深圳是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三来一补发展起来的。

  澎湃新闻:政府的产业政策,有时候也会有主观的个人因素掺杂进去,我们到上海周边去看,有的地方为了政绩,为了产值会放弃之前规划好的转型,这已经不是发展理论的问题。这种怎么办?

  林毅夫:首先必须承认中国这40年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产业升级速度也很快,新官不认旧账的现象不是没有,但总体看我们的模式是对的,不能因为有些个体的偏差就否定了政府官员整体在经济发展上做出的贡献,总的来讲,中国的政府官员都还是比较事实求是的。作为经济学理论的工作者,我们有责任研究清楚中国过去40年为何能够取得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同时还存在不少问题和挑战,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是什么?从这些经验中总结出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要好,靠的是什么,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每个地方应该怎么做,如何发挥局部优势,形成全局优势等等,这样给地方官员做参考,就可以减少个体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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